克蘿依正式拾起相機開始拍照，其實只有短短四年的時間。2005年一月南亞大海嘯發生之後，她應朋友之邀到斯里蘭卡為國際健康組織（Circle of Health International）拍攝一支募款用的宣導短片。臨行前，她決定帶一部相機同行 — 這便是克蘿依攝影生涯的開始。「我決定投身攝影有兩個原因。其一，拍攝短片實在太曠日廢時了！」克蘿依逗趣地翻著白眼，「但是（數位）攝影可以讓我立刻看 到成果。」
另一個使她拿起相機的原因，則是一群巴勒斯坦籍攝影記者。就在前往斯里蘭卡的前一年，克蘿依在聯合國開發計畫署（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, UNFDP）贊助下，到約旦河西岸那不勒斯（N a b l u s）的那札大學（A n- Najar University）教短片製作。「我想，好吧，那就順便拍一支短片好了。雖然不知道要拍什麼。」克蘿依笑道。這一派輕鬆的開始最終成了一支記錄巴勒斯坦攝影記者生活的短片，名為“Shots That Bind”，也使她踏進紀實攝影。
▲一個伊拉克小女孩展示她哥哥的最後一張照片 — 他生前被綁架、凌虐，最後慘遭殺害。她的父親亦曾遭槍擊，雖然僥倖活命，身心卻已俱殘。由於威脅騷擾不斷， 她與家人被迫於2008年6月逃到敘利亞大馬士革（Damascus, Syria），目前僅能靠乞討度日。
拾起相機的轉捩點
某個清晨六點多，以色列軍人一如往常開著坦克，大搖大擺駛進那不勒斯市中心，克蘿依與其他巴勒斯坦攝影記者也如常抓起攝影機猛拍。「每天早上都是這樣。」克蘿依說，「他們會停在學生上課必經的路上，耀武揚威、裝模作樣，好激怒巴勒斯坦青少年向他們丟石頭。只要有人丟了， 他們就有藉口開槍。許多孩子就這樣死在手術台上，或終身殘廢。」與往常不同的是，坦克竟然就在她的鏡頭下，拋錨了，冒著黑煙原地打轉；興奮的巴勒斯坦青少年自然對著坦克丟擲石頭，以色列士兵也開槍還擊。折騰了兩個多小時， 坦克終於駛到下一個路口，克蘿依與其他攝影記者自然也追上前去，試著拍下每一件事。
就在槍林彈雨中，背景突然響起一陣驚呼；克蘿依的鏡頭猶豫了一會兒才低下去，找到一雙躺在血泊中的腿。這穿著媒體識別背心的人，是半個頭不見了的納吉（N a z e h D a r w a z e h），在美聯社電視新聞（A s s o c i a t e d P r e s s Television News, APTN）任職的攝影記者。在其他巴勒斯坦記者都放下相機痛哭的時候，她強忍著悲傷，記錄下整個經過。「我決定繼續拍，因為這件事必須讓全世界知道。」克蘿依說。
好友就在身邊被射殺致死的事實， 並沒有嚇退克蘿依。相反地，她決定將鏡頭對準這群最不受尊重、生命最沒有保障的巴勒斯坦籍攝影記者們；她想知道，這些出身當地的攝影記者，如何在生命威脅與排山倒海的壓力下工作？克蘿依花了一年的時間，隨行拍攝這些攝影記者的生活，讓這些為了新聞報導出生入死的無名英雄們，也有機會在鏡頭前表達他們的掙扎與困境。
▲一個巴勒斯坦小女孩，在約旦安曼難民營的家門前。1948年起巴勒斯坦人就開始流離失所，目前已有三代。「相較於剛開始學著當難民的伊拉克人來說，他們已經是專業的難民了。」克蘿依說。
巴勒斯坦籍攝影記者處境艱困
身為巴勒斯坦人，這些攝影記者即使配戴著媒體識別證，穿著防彈背心與頭盔，仍時常受到以色列士兵不平等的待遇。「以色列人說，你是巴勒斯坦人，你只會報導對你們有利的事。他們檢查我的識別證、檢查我的東西，只因為我是巴勒斯坦人。」路透社記者阿貝．庫西尼（Abed Qusini）苦笑，「但是巴勒斯坦人看到我為了工作，跟以色列檢查哨的士兵握手、裝熟，在坦克後拍照，他們又覺得我會偏袒以色列，不會報導真相。」
由於處境危險，各媒體都會提供媒體識別證、長鏡頭、醒目的反光背心、防彈背心與頭盔等供攝影記者穿戴，以免發生不測。「但當坦克從500公尺外掃射時，幫助不大。」路透社電視攝影記者哈山．堤地（Hassan Titi）說。為了安全起見，記者們通常會集體行動，彼此也培養出非常深厚的情感。
▲即使能留下來，難民們也只能等待 — 他們不能工作，不被允許擁有任何資產，卻必須付出高昂的簽證費與房租。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，照片中所見的破舊公寓位於黎巴嫩貝魯特， 雖然沒水沒電，每月房租卻高達數百美金，且持續攀升；這使得許多原本尚屬小康的伊拉克人淪入貧無立錐之地。在有國家願意接納之前，未獲安置的難民們只能虛擲光陰。「我們被困在這牢籠裡，無處可去，也無家可歸。」一位難民說。
（欲知Kloie Pico踏進戰地的勇氣從何而來，請見下一頁）
勇氣從何而來？
「為什麼要冒這麼大的危險做這份工作？你擔心自己會死嗎？」影片中， 克蘿依問了每一個人，得到的回答卻很一致。「他們說，當然還是會怕。這畢竟是個危險的地方，每次離家時，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回來。」克蘿依轉述，「但就算朋友、親人被殺，沒關係，我還是要拍；我要讓世界知道這裡發生了什麼事。巴勒斯坦人需要真相。」歐新社攝影記者阿拉．巴達涅（Alaa Badarneh）則給了個一針見血的回答：「不然你要我拍什麼？運動比賽嗎？」
這些巴勒斯坦記者們拍攝戰地影像的勇氣，或許來自於他們對家園的深厚情感，但對來自世界另一端的克蘿依來說，無畏卻是她的天性。「我沒有恐懼，這是我的天性。我不害怕到那些地方去。我可以正常工作，子彈嚇不倒我。」克蘿依說，「死了就死了囉！不過，我可不想受重傷，要人家照顧很麻煩的。」她大笑。
自1 9 9 6 年起， 克蘿依便與中東結下了不解之緣。「我覺得自己屬於歐洲、中東與亞洲各地；我在這些地方很自在。在加拿大，我反而覺得格格不入。」克蘿依17歲便隻身離開加拿大， 流浪整個歐洲以後，她決定在柏林落腳，開創自己的事業。「我學什麼都是自己來，學校對我來說是浪費時間。我靠自修學會法文與德文，後來甚至可以用德文在柏林開發表會 — 我的德國同事對此可不怎麼高興！」克蘿依大笑。時尚工業令她深深著迷：「色彩與細節是時尚業的一切，也是我的最愛。我喜愛裝扮女性，讓她們展現截然不同的風情。」靠著自學，她幾年內便成了小有名氣的時尚設計師。
▲「K」原本在一家鋼鐵廠擔任工程師，幾年前他發現一個同事盜賣零件，向上司稟報，該同事也逃逸無蹤；三年後，當他回到戰事稍歇的伊拉克時，卻遭到該同事綁架報復。歷經三天凌虐，K手腳都被照片中所示的工具刺穿，椎間盤更嚴重受傷，再也無法久站或坐。戰後伊拉克綁架猖獗，綁匪專挑男子下手，以迫使受害者家屬付出大筆贖金。許多人被綁後再也沒有回來，即使僥倖獲釋，身心往往也留下難以抹滅的創傷。
▲K的全家福，長女1 6歲，次女1 3歲，么女只有3 歲。K返國時原本希望能貢獻所長重建家園，而今只能帶著家人在約旦等待，希望有機會到他國去重拾人生。
與台灣結下不解之緣
旅行為克蘿依帶來友誼、找到信仰，也是讓她拾起攝影機的開始。為了與世界各地的朋友分享所見所聞，她自學錄影技巧、短片製作與電腦使用技巧。網路普及之後，克蘿依要自修就更方便了。「你不知道在Y o u t u b e上可以學到多少東西！」她大笑，「除了錄影與攝影技巧，我還用它來學阿拉伯文呢！ 」
製作短片原本是克蘿依用來聯絡友誼的工具，卻也使她得以接觸到聯合國等人道救援組織，並常住在中東地區。「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一段精彩絕倫的故事，這是我拿起攝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。」克蘿依沈思了一會兒，「但要認真講起來，我的人生其實兩三句話就交代完了，也沒什麼了不起嘛。」她灑脫地大笑起來，湛藍的眼裡閃爍著佛教徒的淡然。
在中東與第三世界奔波二十年，克蘿依將畢生熱情奉獻給受難的人們，儘管不怕槍林彈雨，戰亂帶來的無邊苦難卻太過沈重，使她每隔數月就得帶著一身疲憊回台灣療癒。「台灣人的包容性很強，任何宗教、任何工作，在台灣似乎都有被接受的空間；」克蘿依說，「在這裡，我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，用自己的方式生活。」走遍世界各地，她選擇在台灣落腳，只因為這裡有無與倫比的自由與溫暖；台灣人的熱情慷慨，更讓一句中文都不懂的她，得以在這裡落地生根。「台灣是我的基地。」克蘿依說。「累了，我就回到這裡；不知不覺中，這裡已經成了我的家。」
▲聚焦伊拉克難民生活
▲伊拉克難民與難民證。想當難民可沒那麼簡單： 首先， 你必須到聯合國難民署（U N R e f u g e e A g e n c y, U N H C R）申請一紙難民證，證明你具有當難民的資格。然而聯合國「包生不包養」，難民還得付出一筆簽證費用才能到他國去，且每隔數月就必須付費換發新簽證，這些都不在聯合國的援助範圍內。
戰地攝影師 — 克蘿依．皮卡特 Kloie Picot
克蘿依．皮卡特 Kloie Picot
加拿大人，現為自由攝影記者與短片導演，致力於記錄戰亂衝突、重大社會議題、文化與宗教事件等。她的足跡遍布中東、中亞與遠東各地，曾為國際健康組織等人道救援組織工作，攝影作品亦曾在世界各地展出。
個人網站》www.kloie.com
採訪：林怡君 作品提供：克蘿依．皮卡特（Kloie Picot）
本文同步刊載於DIGIPHOTO 雜誌 NO.37
